闲谈“思想解放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熊逸著《王阳明：一切心法》后记

在本书的后记中，熊逸谈了一个衍生话题，这个话题也算是老调重弹了，就是中国有没有诞生过资本主义？当然，换一种表述方式也行，即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过资本主义？

熊逸的看法是，人们视阳明心学为明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认为阳明心学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催生了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观念是不成立的。或可言，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伪问题。

熊逸认为，明代中国并不曾诞生过资本主义，至多是出现了一些相似的表象而已，而且这种表象说起来连萌芽也算不上。同时，资本主义之所以诞生于西欧是由于西方社会在政治上“分立与制衡”的缘故，而中国明代社会在“大一统的传统下不可能诞生资本主义”。

可以看出，熊逸的思路，其逻辑出发点在于政治制度本身。言下之意，有什么样或诞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会产生出与此种制度相适应的社会发展形态。而且，制度上的不同，也正是东、西方社会之间最根本的差别。

当然，如此认识首先要确认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制度同资本主义现象在本质上一脉相承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用分立与制衡的概念体系是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正是由于唯有分立与制衡的封建政治制度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那么与这种制度根本对立的大一统环境下的东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无疑就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了。

至于何以政治上的“分立与制衡”最终导致西方社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何以大一统的传统下中国社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熊逸对此并未过多着墨，仅有的一点阐述，也似轻描淡写，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缺乏深入的分析论证。

在此，我们可以把问题进一步延伸为，为什么在西方产生了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制度，而在中国却产生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呢？归根结底，制度的不同，其终极原因又是什么？

我们不妨参照一下美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观点。他的看法源于一个新几内亚人提出的“耶利的问题”：“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戴蒙德的结论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另一段相近的表述为：“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源自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异，而是源自他们环境的差异。”

用戴蒙德的观点，对上述问题便可以解释为：由于东、西方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最终造成了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欧洲大陆的分立与制衡和东亚大陆的中央集权专制，并由此导致了欧洲发展出资本主义和中国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

不难看出，中国何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其实相当于“李约瑟难题”的变种，所以戴蒙德的观点不仅可以解释“耶利的问题”，同样也可以解释“李约瑟难题”。虽然它们之间的提法不同，一个是何以中国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一个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但实质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最终表现为中国在近代以来落后于欧洲的现象。但不论问题怎样提出，广义上都可归入各大陆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呈现出的差异性问题，而差异的根源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

从差异性的角度，我们并不难理解戴蒙德的观点，他的理论建立在以下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农业生产是一切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原因和唯一根源，是农业生产导致了社会组织的建立、技术的进步、文化与艺术的产生以及其它种种复杂的社会特征。而农业生产之所以在不同大陆以不同的速度出现或者未能出现，源于有些大陆具有可以驯化的动植物，而有些大陆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以，那些最初发展出了农业生产的民族，才得以形成领先于其它大陆民族的优势地位，从而使得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历史呈现出各不相同的轨迹。

以中国这一地域内部自古以来经济地理的发展为例，中国的经济重心随着政治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呈现出相同的趋势，这里的北是黄河以北，南是长江以南，却从来不是西北甘肃、新疆的北，也不是西南青海、西藏的南，究其原因，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以及东北平原，相对于中国的西北、西南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些地方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和生长，促使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定居生活方式催发了北方地区在行政上的集中统一、阶级对立与分化的产生、技术应用上的发明创造以及语言文字的成熟等等，从而导致了北方社会先期处于领先的地位。

汉唐以降，迫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无奈之下政治中心南移，经济重心亦随之转移到江南一带，同样是由于江南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而并不取决于南方的状元比北方多，南方的文化高于北方，南方人比北方人聪明等因素，后者无疑是前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今天，相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为什么选择是南方而不是北方？为什么不是新疆、西藏而是深圳？不得不说，这其中地理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说沿海地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所谓前沿地带一语表述的正是地理机制所起的作用，很显然，沿海地带具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对外开放的先天优势。

所以，戴蒙德关于不同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呈现出的差异取决于他们所处环境差异的观点，作为一种对寻求终极原因的解答，并无不当。只不过，一旦提到“地理环境”这个词，势必将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麻烦中。

或许事情本该如此吧。最起码，这种决定论意味着，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类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并没有智力上和身份上的高低贵贱。而之所以会造成后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不同命运，实在是有些民族当初拜上天所赐，恰好占了个好地方，而有些民族差了点运气罢了。

但由此又会引出另一个麻烦，那是不是就等于否认人自身的力量，排斥意志的作用，进而走入宿命论了呢？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反感“地理环境决定论”，原因恐怕正在于此。这种认识，无形中把人的尊严降低到了生物学的层次，它似乎表明，人们只能顺从、屈服于自然，而无法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然而，承认“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一定代表人类必须、必然、必定要成为自然的奴隶。或者退一步讲，有条件地承认“地理环境决定论”，没什么大不了。在我看来，人类怎样看待世界，决定了人类将如何改造世界。认识论才是哲学的根本所在。

因此，戴蒙德的结论，在终极原因上给出了以往不同民族、不同历史命运的一种答案，即由于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理解其观点的紧要之处在于：第一，终极原因给出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总的发展趋势；第二，这种总的趋势当下和未来依然会对不同社会与民族的命运产生影响；第三，这种观点不代表个别地区和民族（亦或全体人类社会）不能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突变式的转变。

拿当下的中国为例，尽管中国的地理环境曾经限制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1500年以前的各个方面始终居于世界前列，而造成中国领先于欧洲及世界上其它地区优势的原因不是同样可以用中央集权专制来解释吗？道理很简单呐，你爱它也罢，它就在那里，你恨它也罢，它依然在那里，自始皇帝开始，不悲不喜，不离不弃，倔强地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光辉和艰难的岁月。

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虽然我们近代显得落伍了，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崛起与未来，前途同样不可估量，如此又岂是可以简单地用“地理环境决定论”乃至于所谓的民主不民主、专制不专制的那一套西方理论就能够解释的？

重要的是，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不应忽视，在地理环境条件初始决定了不同人类社会演化的这个大趋势下，人类还会并且理应根据社会自身的得失成败总结以往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必要的修正和调整以形成更加优越完善的社会规范体系，从而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且这种规范体系以何种制度形式出现并不太重要——一定的制度形式总是同一个国家、民族自身的历史甚至依照戴蒙德之论再加上环境因素紧密相关的，因而不可能是唯一的，亦即没必要一切唯制度论，进而把不同社会演化的优劣成败都想当然地归结为制度的荣耀或者耻辱上去。

进一步来说，同自然的演化一样，人类社会同样受制于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可能自发地向规则有序的状态演化。再类比一下，就如同经济学理论上的“看不见的手”——市场自发调节并趋于完美一样，认为社会能够实现自发调整，这无疑于是痴心妄想。“历史之手”（戴蒙德）昭示出，如果人类没有自觉的意识，没有道德上的升华，那么人类的群体生物性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无序，并最终自取灭亡。

总之，在地理环境条件一定的前提下，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似乎就只剩下人的意志因素了。于此而言，可以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命运将仅仅取决于领导阶层的作用——能够作出决策和尽量作出正确的决策——不论命中注定的地理环境如何，不论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肤色美丑的民族成分差异如何，不论当下是好制度还是坏制度的规则如何，也不论历史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得失与成败如何。

关键在于要审时度势——在时中求变，在变中求势，在势中求胜。一句话，唯变不败，或许这才是最好的选择。